在《明史》的记载中，王在晋跟孙承宗、袁崇焕师徒二人分别有过对手戏，尤其是孙、袁二人初到辽东的时候王同学的戏份可谓很足，即使是配角那也是个主要的配角，不过由于孙、袁师徒在《明史》中乃“光辉形象”，所以作为配角的王同学也就自然的成了片绿叶，因此后世对王同学的评断也多是负面的。

其实，所谓“评断也多是负面的”是个比较学究的说法，很不通透，直白一点的说，后世评断王同学就是个废柴，以三位大能为例，他们对王同学的评价中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了废柴这一特色。

金庸:“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、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（苏州的白面书生），根本不懂军事，目光短浅，胆子又小……”[1]

阎崇年:“王在晋既无远略、又无胆识，既无兵略，又无智慧。”[2]

当年明月:“王在晋，字明初，江苏太仓人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进士。这位仁兄从来没有打过仗，之所以派他去，是因为他不能不去。”[3]

当年明月:“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:什么废物、愚蠢、不一而足。”

一个白面书生，从来没有打过仗，根本不懂军事，既无兵略，又无谋略，目光短浅不说，胆子还小，外加诸如此类、不一而足的种种，可以说王同学名声实在是够呛。

面对斑斑劣迹、款款斥责，在三人成虎、众口铄金之下，王同学真是想不废柴都不行了，可这就是真实的王在晋吗？

为了探求真相，带着这些后世大能们对王同学的负面评断，我等草根拜读了《明史》的相关部分，试图找到史文中更为具体的说法，但却意外的发现，其实《明史》中对王在晋的专述并没有说他如何废柴，其中的记载只是把王同学的履历非常工整的罗列了一遍了事。

明史载:“在晋，字明初，太仓人。万历二十年进士。授中书舍人。自部曹历监司，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，进督河道。泰昌时，迁添设兵部左侍郎。天启二年署部事。三月，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经略辽东、蓟镇、天津、登莱，代熊廷弼。八月，改南京兵部尚书，寻请告归。五年，起南京吏部尚书，寻就改兵部。崇祯元年，召为刑部尚书，未几，迁兵部。坐张庆臻改敕书事，削籍归，卒。”[4]

就这个履历而言，罗列的都是王同学能拿得出手的职务，其中涉及军务的占去了一大半，其他的还有吏部、刑部，均为尚书，虽说南京吏部尚书有内退之嫌，但崇祯初年的那个刑部尚书却十分的不同凡响。

王同学是崇祯元年三月上任的[5]，在他任上有个很棘手的问题，那便是收拾魏忠贤的党羽，当时老魏虽已自裁，但其党羽还多居高位，所以这明显不是个闲差，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让废柴来担当的位置。

再有就是王同学的那个“署部事”的履历也值得一提，这是个很特殊的职位，它的全称是“总理户、兵、工三部侍郎”，相当于一人同时兼任了财政部、国防部、总装备部三个部的第一副部长，估计跟现在的国防科工委管的事儿都差不多了。

说到这里，若稍微仔细掐算一下王同学多个正、副部长的履历（总理过户、兵、工三部，兵部侍郎、尚书，吏部、刑部尚书），不难发现在明朝的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中，王同学算是担当过正、副部长的，就有五个之多了，因此以王同学这样的履历来看，他若是真个废柴，那起码也得算是个复合型废柴（可能性不大）。

另外，他的履历跨度也非常大，纵横万历、泰昌、天启、崇祯四朝；级别也挺高的，多是副部级以上的高干，光是尚书的“头衔”就能数出五个之多，另加两个侍郎（“署部事”时也是侍郎），可谓“三朝重臣、四朝元老”，要真是个废柴，能连续四朝身居高位、要职，那也太玄乎了。

具体到军事方面，有关兵部的官职，王同学从外派的巡抚、经略到中央的兵部侍郎、尚书这些要职是全都干过，不过王同学的军旅生涯，还不光只有这些。

之前，我们曾经介绍过明朝的“督抚兵备”体系，就是文臣领兵的体制，其中“督、抚”（总督、巡抚）属于高级军职，“兵备”乃属基层军职。在高级军职里王同学干过的有“山东巡抚”和“辽东经略”（“经略”与“总督”属同级[6]），而基层的“兵备”（可由“副使”或“佥事”担任的）更是王同学的老本行，王同学在一份奏章中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总结:

王在晋题:“……书生未闻军旅，然职始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，与倭寇战于海，获功升级受钦贲，历游楚、浙无非兵事。”[7]

由此可见，王同学出道的时候是打倭寇的，后来又对付过后金和流寇，期间也顺便跟蒙古部落有交情，资历可谓不浅。

综上所述，王同学在历任了兵备、巡抚、经略、侍郎、尚书这么多军职以后，可以说在明朝“文臣领军”的体系中是实现了全垒打，从基层到中央的要职全都干过，而时间跨度也够长，历时万历、泰昌、天启、崇祯四朝。

所以，如果以王同学军事履历的“丰富度”和“时间跨度”来看，就算他当初是一介文弱书生，在历任了这么多军职以后，即便成不了伟大的军事家，那也不至于废柴到——兵略、胆识、智慧、远略全无的境地（阎会长语[8]）。

此外，就时段而言，王同学在上任“辽东经略”之时，他的军旅资历也远高于孙阁老和袁县令。在经略辽东之前，王同学任过兵备是打倭寇的，当过巡抚是提防后金的，到了京城入兵部为侍郎是备经略之选，后来又一度总理三部，同时兼任财政部、国防部、总装备部的第一副部长，负责的是辽东军需供给，可以说当时的王在晋业已是个常在军旅、久历战阵，兵马钱粮、军械造办一切熟络的老江湖了，临危被选去辽东这种险地也不算意外。

可孙阁老和袁县令就差远了，就在王经略被任命之时（天启二年三月[9]），孙阁老暂掌兵部不过一个多月[10]，而袁县令被派往辽东充其量也就一个多月[11]，他们二个人在军职上的时间加到一起不过三个月，这跟历任军职已经三朝的王经略一比，那根本不是一个级别，所以也难怪孙阁老在那场载入史册的掐架中会钻了地缝。

在搞清楚王同学的军旅背景以后，先前几位大能们所说的，什么王同学在掐架之时，根本不懂军事（金大侠语）或者从来没有打过仗（当年明月语）这些话，就显得太不靠谱了，史学研究可不能想当然，万事都要有依据才行。

当时的真实情况是，王同学完全有资格指着孙、袁师徒二人的鼻子说:“书生未闻军旅……”，而这样的评断也是恰如其分的，孙老师奏章里长篇大论、头头是道，而实际操作却一塌糊涂；袁同学放狂言、出风头、小报告样样在行，可是兵略、远见、谋略、智慧等要素就够呛了（这些稍后便可见分晓）。